武汉这次疫情到了哪个阶段以非典数据为参考

编者按;本文转自DT财经,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身处漩涡中央的武汉市,或者说湖北省,这次的决策层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对此我们不再赘述。往回看的追责并不能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接下来的困难程度有足够高的警惕和预设,也要有相对应的预案和准备。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舍生取义”的高贵品质,这种中国人独有的英雄气概,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充分体现。历史反复证明,无论面对任何艰难困苦,国人“舍生取义”的精神一旦爆发,就能无往而不胜。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写在了共产主义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人面向全世界发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和郑重宣言,汹汹疫情面前,党的号召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让朴素的人性升华为坚定的党性,为组织吸纳了众多新鲜血液。

让人稍许有所慰藉的是,在病原的认定研究的速度上,这一次比2003年快了近3个月。

神经科学方向主要培育具有扎实神经科学理论知识,具备神经科学研究创新实践能力,拥有国际化视野并饱含人文家国情怀,兼备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神经科学研究与实践创新的复合型拔尖人才。

脑科学与脑医学各有侧重

人才缺口带来培养需求

浙江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教授李晓明介绍,学院设立的两个本科专业方向,就是要面向未来培养高水平脑科学创新研究人才和高层次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和精神科医学人才。

(图片说明:肺炎、武汉、非典、春节、过年的百度搜索指数)

可以看到,在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过程中,上述从非典中总结的有效应急政策与措施,已经全部施展。尽管大家觉得行动还是太晚了,但与非典时相比已经提前了太多,理应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脑科学,是目前具挑战性的前沿学科之一。“脑科学研究的规模和需求已经大大超过了众多的一级学科。但我国普通高校提供的400多种本科生专业中,没有神经科学专业。”段树民说。

2020年,又是一个庚子鼠年,又是一场新的危机。一片惊慌失措中,中国人又迎来了一个势必会被常常提起的春节。

与确诊病例数据一起上升的,是普遍的焦虑与恐慌、苦涩与不安。但我们也都知道,参照已知疫情样本,更冷静地做好该做的事,才能真正“共度时艰”。

神经精神医学方向以胜任力为导向,培养具备良好人文、科学素养和职业操守,具有扎实专业知识、优秀临床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性高素质神经医学人才,主要是培养高水平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

抛家舍亲上火线,大爱无言动人心。谁没有父母儿女?谁没有家庭亲情?党中央一声令下,领导干部发出了“跟我上”的吼声,以上率下、身先士卒,共产党员们道出了“我不去会后悔一辈子”的心声,个个奋勇争先、冲锋陷阵、前仆后继,这种舍小家、顾大家、保国家的精神感染了每一个人。选择火线入党,他们或离别年迈多病的父母,或撇下高危待产的妻子,或狠心托管襁褓中的儿女,纷纷递交入党申请,请战一线,义无反顾地冲向防疫、抗疫最前沿,谱写了一曲曲突击队员精神的新时代壮歌。

最大的变数在于,这次的重点城市不是北京,而是武汉以及湖北的其他城市。之前媒体总结的城市抗击SRAS成功三要素分别是:市民个体、制度体系和医疗专家。

非典时期,第一次确诊人数大幅上涨出现在2月初。2003年的除夕是1月31日,2月初正值春运结束,2月5日-10日广东省每天新增病例50例以上。之后的春运返工潮,再次带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确诊病例数量进一步上涨。

与临床甄别能力相伴的,是更高的确诊率。

(图片说明:某日本节目评价新型肺炎)

所以,即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本身或许没有非典那样可怕,但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人口流动放大器提前,以及更早出现的确诊能力和更快速的信息传播条件,再加之病毒本身更强的传播性,这场疫情的爆发(或者说被确诊人数)比17年前更加迅猛。

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副院长周煜东表示,《“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强脑医学等社会紧缺高层次医学人才的培养。“目前脑医学相关领域医生定向培养极少。据统计,全国精神科医生缺口在10万人以上。培养高水平脑医学人才已经成为事关国家发展的重大社会需求。”周煜东强调。

仓促应战,对于任何城市和城市中的人,都是很大的考验。

再加上,疫情源起的武汉本身就是全国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传播链路四通八达。

这两点都是“人口流动”的放大器,也直接导致了病毒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传播。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增长的恐慌情绪。

回顾17年前的SARS,防控效果全面显现是出现在5月,我们注意到,从4月至5月,应急政策与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在一个学院同时设置脑科学和脑医学两个方向,也为不同方向学生的交流和交叉培养提供了机会。李晓明说,这有助于实现科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的对接,进一步培养复合型人才。“脑科学(神经科学)与脑医学(神经精神医学)实质上是一体两面。一个优秀的脑科学研究者必定要从脑医学的临床实际问题出发;而一个杰出的脑医学临床专家也必定要从基础创新研究中汲取养料。”

起因、发病机制和传播链路的诸多相似之处,的确让人一下子就把这场“祸从口出”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2003年的非典联系起来。

反观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比非典,促成“人口流动”的条件提前了:2020年的春运比往年更早。

而这次,在首次公开确诊病例被报道后的25天,确诊病例就已经过千,然后迅速接近2千。

段树民一直致力于推动我国脑科学的发展。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脑科学的前沿性和挑战性决定了脑科学研究的长期性。“十年植树,百年育人。我们相信,坚持长期的、高质量的脑科学和脑医学教育,将为脑科学研究和脑疾病诊治持续输送人才,并为我国的脑科学研究和脑疾病诊治做出重要贡献。”

但在研究的一开始我们就认识到,如今我们面对的疫情要比非典“迅猛”得多。

他解释道,我们通常所说的“脑科学”,与更为专业的表述“神经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但后者的研究范围更广。

巨大的搜索量,源自于不断上升的疫情数字。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月25日24时,全国确认病例1945例,累计死亡56例,尚有21556人在接受医学观察。

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称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至1月7日,疾控中心专家就已经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1月10日已完成病原核酸检测。而非典是在2003年4月中,才有科研机构完成了对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测定。

1月24日,普利策奖得主、政策分析师Laurie·Garrett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7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正在报道那场致死774个感染者、波及37个国家的SARS疫情。所以,2019年12月12日,当我读到武汉海鲜市场聚集性的肺部感染时,有一种惊人的相似感。”

防疫形势越发严峻,可这种“不怕死、不怕苦”的突击队员精神正在快速地传承和扩散。伴随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火线入党”,喊出“武汉必胜!中国必胜!” 我们会更有底气、更有自信。

因为有非典的经验,我们理所当然认为,这应当是一场可以快速、顺利结束的战役。

紧接着,北京在3月6日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非典以北京为中转,开始从中国的心脏地带流向各地。

全民动员抗击“非典”,疫情对民众全面公开; 管制公共场所、交通与人群集体活动: 确定定点医院,集中收治SARS感染者。

我们对比整理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17年前的非典信息,希望以此作为参照,帮助我们稍客观地来看待,疫情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作为普通个人的我们,在这场疫情中可以做些什么?

根据对已有公开资料的整理,我们认为有两个突出的难点。即使已经有媒体反复提过,但再强调也不为过。

1960年,庚子鼠年。不断扩大的旱情造成的全国性粮食短缺,让中国人在一场饥荒中开始了新的一年。

从累计病例的数字来看,非典的发展速度是相对平缓的:第一例报告病例之后2个月确诊病例升至218例,4个月确诊病例破千。

一是,SARS时期的北京经验可以平移,但城市情况不同,执行的效果会出现偏差。

浙江大学也在2018年启动实施“双脑计划”,推进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研究融合。在两个本科方向的培养中,学院还会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我们很快会设置与人工智能交叉的神经工程本科专业方向,培养精通大脑工作原理并将其应用于类脑人工智能的创新人才。”李晓明说。

认定病原体,不仅可以用于临床甄别,设计PCR检测试剂,而且对后续的治疗方案和疫情防控都很重要。所以在后续的新闻中,我们也能时不时读到一些让人“稍微松口气”的新闻。

脑科学研究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密切相关,其不仅要解决具挑战性的前沿科学问题,也要帮助攻克严重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脑重大疾病。

如果细看非典的发展周期,我们就会发现推进传播的关键词是“人口流动”,而推进确诊人数提升的节点是“完成病毒基因测序”。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整理了非典的发展时间线,从首个病例出现到病情结束过程中的诸多时间节点,找到了一些影响传播的要素,可以为真正认识这场疫情提供一些参考。

不管是对于政府还是个人,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人们所预留的准备时间都更短了,恐慌的情绪也来得更加急促。

英雄不畏死,精神永流传。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新时代的突击队员大都来自共产党员,即便还不是党员,他们也纷纷请求火线入党。84岁高龄的钟南山、73岁高龄的李兰娟两位院士都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他们为抗击非典、抗击禽流感、抗击新冠病毒殚精竭虑、逆行奔波、忘我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是民族的脊梁和时代的楷模。

今年春节期间,“肺炎”“武汉”的搜索热度超过“春节”“过年”,成为中国人关于2020年农历新年的两大回忆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处于什么阶段